1992年，25岁的德国小伙子柯曼来到昆明，在云南大学学习东亚市场专业。当时的中国，信息技术产业非常落后，电脑是极其稀罕的东西。当时在中国云南的外国人非常少，当地人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充满了好奇，他甚至还被雇为电视广告模特，做厨房用具或酒类的广告。
在中国留学一年的时间里，柯曼强烈感受到了中国的快速发展：新的建筑，新的机场，新的贸易中心，如此迅速的发展，给柯曼留下深刻的印象。“那时候，中国发展刚刚起步，很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。”25年后，在中国工作的柯曼回忆起学生时代在中国的经历，充满了感情。
如今在中国工作了5年的柯曼是SAP全球高级副总裁、全球研发网络总裁，作为欧盟商会“网络安全工作组”主席，柯曼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网络安全相关议题的中欧交流。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包括长城马拉松，女性领导力会议，并在国内首次创立“科技界的非洲女性论坛”。2014年，柯曼获得了由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。
初秋9月，柯曼非常热情地向经济日报、中国经济网记者讲述了自己与中国的故事。
我在中国读书时，有一些中国人好奇地问我，为何选择来中国学习。我告诉他们，德国是我长大和度过大部分学生时代的地方，所以已经不再具有新鲜感。而中国一直是我向往的国度。我在中国学习了一年，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充满了敬佩和期待之情，所以我很想来中国见证更多的历史时刻。
1995年，我加入了SAP，负责SAP产品线的中国本土化项目，工作关系经常往返中德两国。最初只是一个知识的转化，把德国的技术带到中国，并在中国实现本土化。
2012年，我开始常驻上海。住在一个国家和去一个国家旅行完全不同，你必须了解这个国家，学习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，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。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，中文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因为大多数外国人都不会说中文，这对他们在中国的生活造成不小的影响。但是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。因为我会说中文，能够和中国人进行基本的交流，所以我完全可以一个人在中国旅游，在中国生活。
中国在工厂、基础设施上进行了大量投入，而且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在中国的IT行业，从业人群非常年轻有活力，平均年龄甚至不到30岁，我想在充满朝气的地方工作与生活，这样让我感觉自己也年轻了许多。
如今SAP的战略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， 我们的研发方向不仅仅只对中国市场，还是全球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支持全球150多个国家的客户。如此的“反向创新”改变了创新从发达国家传导至新兴经济体的思维惯式，而是将首先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孕育出的创新产品逆推向发达国家。
在我看来，“中国制造2025”和“德国工业4.0”尽管术语有所不同，但无论从理念还是核心目标都高度一致，其核心是整个制造和生产的数字化。我认为，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创造”，对SAP中国研究院来说，已经从一个战略构想转化为现实。
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，SAP中国研究院根据中国国情制定了SUPER战略计划，以推动工业4.0在中国市场的落地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参观了SAP中国研究院与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联合打造的工业4.0示范生产线后，还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与肯定。
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，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真的令人吃惊。当我去一个机器人的展会或者工业展会，我可以看到所有展商带着他们的最新产品参展。甚至发现，中国本土的展商有时候技术更加先进，更加创新。
我在中国看到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现金的渐渐消失。五年前，大家为了买一件贵的东西，还会随身带上一大箱现金，而现在大家都习惯用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卡来付款。甚至你想用现金，店家也没有零钱找给你，几乎所有人都不用现金买东西了。
网上的购物平台也是层出不穷，淘宝，京东，亚马逊等等，想买什么只需要在手机上点一点，就有快递送上门，非常方便。以前打车就是在马路上招手打出租车，而现在都使用打车软件来打车。上海堵车现象比较严重，现在推出的免费“小黄车”，又经济又环保，十分便捷。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。
经常有人问我对于未来中国发展的看法，我认为，中国在大数据领域有很大的发展前景。在中国，SAP做了很多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研发工作，也有机会接触到大数据。以医药为例，在德国，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医疗数据，但不会和其他人分享，所以要利用数据开展医疗研发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而对于癌症治疗，我们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来得出诊断结论，结合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技术，诊断和治疗的方法能够变得越来越精准，从而造福患者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
现在有很多公司正在研发人工智能、自动驾驶汽车等，我们的生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，日后将会有更多关于隐私权的争议，因为我们将会更容易被设备识别或追踪，这也许会成为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我相信以中国人的智慧将能创造出更多创新的方法与解决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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