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4年，一战爆发，昨日世界一去不复返。那一年，马克斯·韦伯刚好五十岁。
风雨欲来之际，他住在德国海德堡的祖宅里。上一次住在这里，还是1870年夏天，那年韦伯才六岁，普法战争爆发。
一切都猝不及防，原本享受着安逸日子的人们，突然感受到了战争气氛。韦伯在前往卫戍部队司令部报到后，因为年龄问题不能上前线，所以被任命为预备役部队医院管理委员会纪律督察官，并兼任负责海德堡的预备役部队医院。韦伯对此非常懊恼，因为他“天生最热衷于战争”。
这个片段看起来似乎并不光彩，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社会学家之一，韦伯被视作这个国家里最该清醒的人。但如果你试图从“天生最热衷于战争”这句话去理解韦伯，注定是误读。
后来，韦伯的那位学生，被称作德国“最危险心灵”的卡尔·施密特，更是基于韦伯的逻辑，推导纳粹理论的合理性，也被一些人视为是韦伯的污点。
但很显然，卡尔·施密特的谬论本质上是一种牵强附会。而且韦伯的学生太多，甚至不乏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开宗立派者，哪有各种理论都算在韦伯头上的道理？倒是基于立场的误读，时而有之。
没错，韦伯确实既是自由主义者，又是民族主义者，但他早已洞悉了民族主义最终的结果。
韦伯身处的德国，正在飞速迈向工业社会。相比老牌的英法，这个1871年才宣告统一的国家有着后发国家的锐气与速度。即使根深蒂固的普鲁士传统，也被韦伯的工具理性理论所打破。
但后发国家的崛起，往往伴随着一种追逐存在感的情结。德国人在经济崛起的情况下，无法忍受国际的忽视。因此，那个时代的德国人，往往认为一个伟大民族必须以战胜命运来证明自己。韦伯并不例外，他同样认为民族命运就是政治的最高使命，并因此支持德国的扩张，以及为争取大国地位所做的所有努力。而他的工具理性，其实正是让所有政治机制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。
在韦伯看来，德国利益高于一切，即使民主也不过是推动德国前行的工具，但他并不认同狂热的大日耳曼主义，因为他认为那恰恰会阻碍德国的利益最大化。
从这一点来说，韦伯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德国最清醒的人。热衷政治的他，一生试图从国家层面思考民族命运，但他的立足点从来都不是庙堂之上，而是真正的基于个体的民族复兴。也正是因为基于个体，所以他对德国利益最大化的理解，不是战争，不是无穷尽的扩张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打压，而是充分的自由市场竞争，健全的经济体制，还有民主政体与精英官僚体系的和谐统一——没错，就是文明国家的那条路径。
也正是因为这种思路，韦伯洞悉了德国政治的落后之处，他深知低效与软弱的议会已经成为当时德国前行的最大障碍，因此希望本着工具理性精神重构政治框架，而解决方案就是推举具备权力意志并实现政治目标的领袖人物。但也正是这个解决方案，因为希特勒的出现，让未能目睹这一切的韦伯遭遇质疑，甚至某些人口中的“纳粹独裁者的理论先驱”。
但与其说是韦伯的理论催生了纳粹独裁者，不如说是纳粹歪曲了韦伯的理论。因为在韦伯的理论中，当人类步入现代文明，古希腊式的古典民主已经没有可能再度实现，只能是精英依托庞大而理性的科层体制来管理国家。而这个思路，直到今天仍是主流国家的管理模式。在他的设想中，精英政治的主体是精英，而不是野心家。德国的误入歧途，本质上是野心家与民众的合谋，以集体狂热的方式，将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毁于一旦。
很多误读韦伯，甚至认为“韦伯思想让德国误入歧途”的人，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：韦伯从不认同绝对权力，他更反感借助权力为所欲为的强人政治。他还曾在1916年有这样的预判：德国如果想真正强大，那么必须有主人意识，但不是做其他国家的主人，而是每个德国民众成为自己的主人，而即使是他自己推崇的官僚机制构架，都无法实现这一点，只会让民众成为“躯壳性生存”的动物（关于这一点，可阅读日前推送《他曾预言“你们都将是社畜”》）。
如果从这一点出发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，虽然韦伯无法想象希特勒这种恶魔的出现，但他已经悲观地预测了德国的未来。
其实，他不仅仅预判了德国的误入歧途。他曾研究俄国体制，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俄国不管怎么革命，都不会形成一种真正的立宪主义，只能是官僚独裁专制。他还曾预言，俄国君主制将在一场大战后崩溃，但不管谁获得胜利，新诞生的仍将是一个官僚政权。每个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，这个预测惊人地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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