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赫伦市市长：预防极端化的关键在于要让所有人有归属感

国际在线报道（驻比利时记者 史靖洪）：自去年11月13日巴黎遭受空前惨烈的后，由于多名嫌犯曾经在比利时生活过，比利时也被贴上了“的摇篮”等标签。那么，比利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年轻人前往叙利亚参加所谓的“圣战”？比利时地方政府是否采取措施预防年轻人被极端化呢？效果究竟如何？

虽然已经过了两年多，但每当法蒂玛说起自己的儿子秘密前往叙利亚的时候，她总是难以平静。他的儿子于2013年6月离开比利，当时只有18岁。离开的那一天他对法蒂玛说，他这个周末不能和妈妈联系了，因为他要参加一个考试。在此后的几天，法蒂玛一直尝试和儿子取得联系，但没有成功。在忐忑不安中，法蒂玛最终发现了儿子走前留下的一封信，她才知道儿子已经前往叙利亚参加“国”组织，“我的世界完全崩溃了，我哭了，我的儿子去了叙利亚！那个时刻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葬礼。我对自己说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去了一个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”

几天后，他的儿子打来了电话。法蒂玛非常生气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，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，“他说：妈妈，我这样做是为了你。如果我死了，你可以和我一起上天堂。我对他说：我要带你去地狱。因为根据教，你必须听从父母的话。你让我太伤心了。”

法蒂玛的遭遇在比利时很有代表性，年轻人前往叙利亚参战已成为许多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。来自比利时弗拉芒语区小城维尔福德的政策协调人索尔斯女士说，那里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知道谁家有人去了叙利亚，“很不幸，西欧国家中按人均看，我们的年轻人是前往叙利亚最多的城市之一，全市有人口4.2万，却有28人前往叙利亚，甚至有些人离开时还是未成年人。另外，目前还有69人处于可能离开的状态，其中30人为未成年人。更重要的是还要看到，每个离开的人都有父母、众多的兄弟姐妹、学校的老师和同学，所以离开参加圣战的28人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非常大。”

同属弗拉芒语区的梅赫伦市有8万多人口，其中在12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，有大约40%具有移民背景，是比利时弗拉芒语区中最多的城市之一，而且多数是摩洛哥裔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个城市却没有一个年轻人前往叙利亚或其它地区参加“圣战”。梅赫伦市长索玛斯认为，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多年前就采取了预防年轻人极端化的措施。他还分析说，之所以有那么多在比利时出生、长大的年轻人选择前往叙利亚参加“圣战”，就是因为具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，甚至是羞辱，对个人的未来没有建立起正面的看法，从而受到了极端思想的蛊惑，“最重要的是要明白那些（极端主义）派别在干什么，有些人加入一个宗派，就是被极端化的过程。有些人会试图孤立年轻人，让年轻人相信他的朋友不是好人，他的学校不是好学校，他的父母也不是好父母。当这个人完全与社会隔绝后，那些人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一切了。”

近年来，梅赫伦市采取了一套综合措施，发动具有专业背景的警察和训练有素的青年工作者共同参与，有效地防止了年轻人被极端思想所毒害。梅赫伦警察局局长博盖尔茨说，警察局为每一个有可能成为“圣战者”的人员制作一份档案，其中包含了他的所有信息，“当我们发现一个有可能成为外国圣战者的人物时，我们就每周都和他进行联系，最重要的是让他知道警察已经介入。这种联系可以将这个人与预防体系建成起关系，并且将这个人与周围相关的人建立起关系，包括家庭成员、老师、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社区成员等等。我们想知道他经常去哪里，和谁在起，是不是上学等等。”

诺丁是梅赫伦市的一名青年工作者，他经常和那些具有极端思想倾向的年轻人交谈，找到他们的兴趣点，帮助他们建立起积极的人生观，“我们的青年拥有不同的国籍，不管他是哪国人，我们都要向年轻人进行投入，一直投入，不仅仅是青年工作者，也包括其它组织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，就是未来的成年人，所以一定要投入。只有当他们感受到自己被社会所接纳，他们才会对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兴趣，像文化、体育、学校。如果他们更多地被社会所接纳，他们才会认为应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拥有未来，这才是关键。”

梅赫伦市市长索玛斯曾担任比利时弗拉芒大区首席大臣，现为欧盟地区委员会的成员，正在为欧盟地区委员会起草一份有关预防极端化的报告。他在接受国际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，预防极端化的关键，还在于要让所有人都有归属感，“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包容，尊重每一个人，要让所有的人都确信，这个城市就是他的城市。同时还要努力创造所有人相互信任的氛围，无论是与非之间，寺和学校之间，政府和警察等等。当发现一个年轻人有了极端化的思想后，要与他进行沟通，因为他是一个受害者，他不是敌人，是我们的城市出了问题。我们要尽力阻止它，如果能在非常早的阶段就进行干预，就可以有所作为。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极端化，就非常难以改变。”

根据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极端化和政治暴力国际研究中心2015年1月发布的数据，大约有440名比利时人已经加入了中东地区的一些极端组织，按人均计算，这一数字是法国的两倍、英国的4倍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返回或打算返回比利时，并多数隐藏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。不过，法蒂玛的儿子还没有回家。这两年多来，法蒂玛备受煎熬，有时听说儿子了，有时又听说儿子没死，她希望自己可以忘掉他，可一直做不到。她说：“我对我丈夫、对全家说，如果我知道我的儿子将去叙利亚，我会拉着他手，送他去比利时的监狱，可我一点儿也不知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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