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工智能化身：伦勃朗的女儿科尔内利亚

我是在阿姆斯特丹拥挤破败的约旦区长大的，那里垃圾成堆，老鼠横行，房屋一间挤着一间。那时候，父亲已经破产，带着我们在这里艰难度日。他曾经是这个城市最辉煌的艺术家，市政府和土豪们的订单络绎不绝。他在富人区买下了最豪华的屋子，用来自各殖民地的丰饶的收藏品堆满了房间，花天酒地，挥霍无度。据说我四岁之前住在这里，但是父亲的事业巅峰与我无关。从我记事开始，我就知道我是鼠疫之女，罪与罚的证据，一个无法洗净的污点。

1663 年，我的母亲——父亲的情人（他们厮守多年而始终没有结婚），伟大的《入浴的拔士巴》的模特儿，死于阿姆斯特丹那场夺走了9000 人生命的鼠疫。母亲的坟墓是父亲租来的，因为父亲已经没有钱再支付一块墓地。他连前妻萨斯基娅的墓地也已经在一年前卖给了守墓人。

阿姆斯特丹的时尚已经改变，父亲的学生们都改画光鲜的佛兰德斯巴洛克风格了。父亲的画面越来越黑暗。总有一道金色的光，像刀剑一样砍进无奈的人间。他越来越沉默，再没有人来下订单，他让自己浸没在门洞深处的幽暗中，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画着自画像，笔触越来越粗野、悲伤。

父亲去世的那年，我15岁，我的异母哥哥蒂托斯在此前一年死去。父亲埋在西教堂的公墓里，我甚至付不起一块墓碑的费用。

我拿起笔，想要为父亲画一块墓碑。却不知道为什么，出现在笔下的，总是一头鹿。它年轻，敏感，惊恐地发抖。

我更想像那个叫委拉斯开兹的西班牙人那样，画出华丽的色彩。但是父亲的幽暗，和那道金色的光，始终追着我。